《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发表特约评论员陈林的文章说，在最近上海召开的中外医院CEO峰会上，医疗体制改革，特别是民办医院和非营利医院的定位问题一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某些主管部门的人士以公益或非营利为由反对其所理解的“市场化”，又以反对市场化为由反对其所理解的“产权改革”或非国有化。这实际上是继续维持“国有”医院的特殊垄断地位，更为财政投入乃至社保定点上的歧视性政策提供了依据。文章认为，市场化不等于暴利化，非国有化也不等于私有化。暴利并非市场化所致，服务低劣和短缺更不是市场化的必然。恰恰相反，持续性存在的暴利、服务低劣和短缺通常是垄断的结果。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改革经验反复证明，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就越是能够适应社会需求，也越是在长期上趋于社会平均利润。只要市场充分开放竞争，则营利性医院的价格并不会超出合理水平。如果市场没有开放竞争，哪怕是非营利医院，其软预算约束下的“成本”也必将失去控制。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并不在于初露头角的市场化因素，而恰恰在于市场的垄断。文章说，不能简单套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来改革“国有”医院，采取“一卖了之”的“产权改革”更是一个误区。非国有化的同时，也要注重非营利化。国外通常所谓的私立医院并非私有企业，而是非营利组织。这种私立医院与私有企业的差别，也许要比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差别还要大。其次，非营利化与非国有化并不矛盾。非营利医院并不一定要由政府来办。事实上由于欠缺有效的治理结构，“国有”医院也未必能够保证其公益性。文章说，在政府投入总量有限的条件下，应适当减少高端供给，大力增加低端供给，政府的重点在于保证全社会的普遍国民待遇和基本医疗服务，医疗高端市场可以让位于民办医院包括营利性医院。文章说，非营利化与市场化也无矛盾。非营利组织仍然可以而且有必要面对市场选择。非营利医院之于患者，不同档次的医疗服务，按质论价，这也是一种市场化。假如政府要扶助弱势群体，也应更多采取补贴个人的方式而不是补贴医院，更不一定要直接举办医院或者限制指定医院。这样才能增加患者的选择余地，促进医疗市场的有序竞争。

《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目前判定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纯收入在625元人民币以下。对此，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这个标准已经过时，建议按照国际l天1美元收入的标准重新确立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标准。林毅夫认为：“随着扶贫实践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中国贫困问题的特征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扶贫战略和政策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他指出，中国目前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625元以下的标准。是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时，按照当时解决温饱的要求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目前中国测算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实际上与世界银行提出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l天1美元收入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十分接近。林毅夫建议：“中国应直接采用国际标准重新确立标准。”“这样既有利于和世界减贫的工作接轨，也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东风汽车公司日前收到了来自中组部的正式文件，文件称，苗圩将从东风公司总经理一职调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至此，前一段时间有关苗圩离职的种种传说和猜测终于尘埃落定。报道说苗圩此时由国企的一把手调任地方的一把手，既显示出中央对苗圩工作业绩的肯定，同时也传达出我国干部任免制度的一种新思路。实际上，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由企业界转入政界 此前不乏先例。比如，2003年10月，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副书记。但是，直接从企业一把手变成地方一把手的却不多见。其实，对苗圩而言，这次职业生涯的“转型”可谓是一个轮回，从企业界重新回到政界，从职业经理人角色重新回到政府官员身份。1997年他走马上任东风公司党委书记之前，曾担任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副司长。这位曾经在8年任期内对东风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东风成为国内拥有外资合作伙伴最多的汽车集团的掌门人，如今以父母官的身份，将带给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一个怎样的未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日，江苏省宿迁市实施《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规定》施行当日，宿迁金陵大酒店就发生了紧急撤席的一幕。5月1日中午，酒店按预订为一对新人安排了6桌的婚宴酒席。客人还没到齐，突然发现有纪委的人拿着本子来检查，新人当即取消了两桌，还马上打电话给家里，让一些亲戚不要来了。餐饮业的经营者对《规定》强烈敏感。中共宿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尤其康说：“宿迁的人情债就像一张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他指现在宿迁人不仅婚丧嫁娶要宴请宾客，生日、乔迁、升职，乃至升学、入伍都要大摆酒席，过多过滥的人情消费让正常的人际交往变了味，给一些干部借机敛财、钱权交易提供了机会。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而远近闻名。在市委书记仇和的三次严词批示下，遂有上述《规定》以市纪委和市监察局名义的出台。这个《规定》除对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宴请的桌数提出限制外，还规定党员、干部设宴请客仅限于婚丧两项事宜，使用车辆不得超过3辆；党员、干部宴请必须提前申报填写表格，内容涉及宴请事由、宴请规模、时间、地点、请客范围、受礼标准等，待批准后方可举办宴会；事后7天内须将操办情况作出书面说明，在本单位公示一周。对于违反《规定》的党员干部，执行“四个一律”，即一律先停职后处理，一律给予党政纪处分，一律公开曝光，一律从重经济处罚，等等。据报，该市接受采访的市民大都表示，减少人情消费，净化社会风气是好事，但“请客须审批”、“超过8桌要罚款”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宿迁，使用强制手段净化社会风气并非首次。1999年，宿迁市下属的沐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曝光，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舆论对此举争议甚大，有人叫好，有人则认为严重侵犯了隐私权。当时在沐阳执政的仇和，后来任宿迁市委书记，因其一系列铁腕作为，被《南方周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宿迁市上述规定的违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宿迁市委也许对党员干部有权作出这样的规定，但它凭什么要普通老百姓也一定要遵守，不遵守还予以重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项明显违法的规定何以会公然出台，而且出台之后既没有上级部门出面制止，当地的民众也“敢怒而不敢言”。主持者不信，偌大个宿迁，全市的党政干部中，包括市领导班子成员中竟没有一个懂点法治观念。但是“在市委书记仇和的三次严词批示下”，这样的规定还是毫无障碍地悍然出台。可见，“一把手”独断专行的现象至少在宿迁这样的地方还是现实的存在。这是当地法治的悲哀，也是中国法治的悲哀。仇和先生也许在其任内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他力推上述规定的动机也许不坏，但这并不能遮掩他此举的不法性。在他眼里，事物似乎只有对与错之分，而没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对于这样的官员，有正义感的媒体不能仅仅给他一个“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称号以求得所谓的“新闻效应”就算完事，应该旗帜鲜明地对他的言行予以臧否。

据《财经时报》报道，时近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所属的智囊机构纷纷开始着手准备研究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据财政部国库司一位官员称，财政部内关于明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讨论已有统一意见，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淡出”时机已成熟。他并透露，积极财政政策在2006年开始全面退出，货币、财政政策将走向“双稳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已就此达成共识。但财政部还未与发改委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这位人士指出，财政部和发改委对于财政政策的缺乏默契，使得中国政策出现怪圈——中国宣布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标志——建设国债依然发行。2005年，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及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合计达到1754亿元。相比2004年，实际可用于投资的财政资金数额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通常，发改委乐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究其对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情有独钟的原因是，积极财政政策使发改委继续掌握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分配权。财政部是最主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部门。对财政部而言，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部力推的公共财政体制方向大相背离。这位财政部官员强调，“财政部已不堪国债成本的重负。”中国国债正在步入借新还旧的高度债务时期，财政的债务本息支付任务沉重，年度还本付息额未来将每年达到5000亿元，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大大降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全部债务存量已超过1.2万亿元(且未纳入预算的政府债务约还有6000亿元)。不过，国家发改委高层人士透露，全面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方针在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得到确定。在2006年，或稍晚些时候,可能会选择时机全面停发长期建设国债，并进一步减少赤字规模，实现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的转变。

     经济如此高增长，税收的增长率更是连年成倍地超过GDP的增长率，国家居然还在发行所谓的长期建设国债，这岂非是咄咄怪事?难道在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如此高企的情况下，政府还要继续举债扩张自己的投资吗?难道在经济表现已经如此“积极”的情况下，政府还要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火上浇油”吗?税款每年增收几千亿，为什么政府却年年总是手头拮据?在经济上升期时不解决过去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难道我们要到经济萧条时再去解决?……种种事实说明，没有制约的政府，财政的钱再多也是永远不够花的，永远只会有亏空而不会有盈余。需知，那些“勤俭”的家庭并不是天生就懂得“勤俭”的，而是在家长的监督和约束下养成习惯的。家庭如此，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对我们的政府来说，所谓的“家长”不是别人，就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中国的财政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宪政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跑遍了欧美20多个国家的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教授郑光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建筑业的铺张浪费，正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上演。”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日前透露，我国建筑能耗惊人，建造和使用建筑直接、间接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全社会总能耗的46.7％。据该负责人介绍，我国现有建筑中95％达不到节能标准，新增建筑中节能不达标的超过八成，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建设中还存在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水污染严重、建筑耗材高等问题。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研究所副所长邓晓梅博士认为，“许多公共投资项目建成之日即亏损之时”，不少大型建筑由于盲目求大求新求洋，在一次性的高额投资之后，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高额运营维持费用。这些费用由纳税人负担，但普通纳税人却难有机会享用这些代价高昂的设施。因为造价高，要收回成本和维持运行，这些大型公共建筑在建成后中往往需要高额票价的支撑。许多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建筑正在抛弃适用、经济等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怪、奇的形式。中国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正成为“巨型结构的游戏”。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建筑业处处长李德全认为，“巨型结构的游戏”不断出现有三个原因，一是搞基本建设的人都不是专家；二是工程建设中存在大量“钓鱼工程”，立项报批时缩小规模造价，实施时再扩大面积；三是建筑工程普遍缺乏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专访时，透露了卫生部即将推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要取消药品加价。药品加价，是长期受到社会诟病的一个现象。韩启德指出，以前政府给医院补贴，医院看病越多，政府补贴越多。但是后来这项措施取消了，于是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收入。由于看病，属于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就给某些开大处方的不合理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从医院来说，也就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现象，全国大型医院收入构成中二度药品收入占到了60％，现在在采取了很多措施之后，依然占到45％。而在一些中小医院,这个比例更高。这也是造成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解决药价虚高，根除以药养医的弊端上，国家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但是，药品加价这个根本问题，一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解决。韩启德指出卫生部已经决定要取消药品加价。这必将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药养医”，实为荒唐。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一定会导致医院普遍地开高价药，卖高价药，从而给患者造成沉重的额外负担。依主持者之见，取消药品加价，仍然不是治本之策。因为医院从药厂进的货，不可能不增加中间环节的成本，不可能原价卖给患者。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医药分家”，让医院靠医生的医术和对病人的护理挣钱，而不是靠贩卖药品挣钱。在药店这一头，则应该实行专业化，降低准入门槛，以充分的竞争来降低其平均利润率即降低药价。对于公立医院，政府不应该取消补贴。如果不给公立医院补贴，“公立”和“私立”又有什么两样?“公立”的也一定会挖空心思去挣钱，拼命地去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又如何能完成政府交给它的保障社会医疗的使命?所以，政府对公立医院，一要给补贴，二要限制它的利润率，两项政策不可缺一。

《经济观察报》日前发表社论说，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七部  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这个被称为“新八条”的房产  新政不仅意味着政府对于房地产的调节政策更加细致，更在讲求效率的基础上注入  了公平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八条”正是中央对于地方政府治理框架的一次结构性调整。也正是因为这次调整具有相当的纵深度，虽然限制“投机性购房”可以一步到位，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建造大量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以满足低收入消费者的需要，仍然行之不易。这也正是目前大多数人心存疑问的地方。“新八条”指出，住宅市场将向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倾斜，那么此类房价标准如何制定?由谁来开发?开发商的资格如何确定?在限定经营利润后，开发商的积极性如何保障?中低价位房利润不高，建造者会不会因此偷工减料?按照建设部等有关部  门规定，每个地区每年都应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房，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表明，经济适用房一路衰退，1996年全国经济适用房的比重是16.6％，到2001年降为11.3％，2003年锐减至6.1％，2004年则不到5％。社论认为，落实新八条的重点在于低价房的兴建。通过立法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新八条”这个房产新政的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之举。

《新世纪周刊》目前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的文章说，房地产问题政治化并不是中国特有，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把房地产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因为实现“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对公众最起码的承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政府有必要干预房地产市场。一些国家把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例如，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政府应该确保所有阶层都能获得住房，并规定政府各部门有责任制定住房计划，以保证下层人民的住房权利。中国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属于高度福利化的住宅制度。而1998年出台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国家财政的压力，政府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在此过程中，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也实施了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如采取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但我们更多地将这些政策作为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来对待，没有对公共住房保障制度以应有的重视。2004年，中国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占房地产总投资的比例不到5％。因此，经济适用房政策在中国当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目众多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此次新政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各个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会列入到地方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内。笔者认为，对房地产行政控制是最有效的，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办法。

据《东方早报》报道，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毛亚杰日前指出，目前在中国电力结构中，火电比例超过了70％，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强大电力需求让煤电双方不堪重负。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17.36亿吨，同比增长24.6％。2004年前10个月中国煤炭产量达到15.7亿吨，同比增长约19％，全年产量将达到20亿吨。这个数字目前居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高级工程师沙亦强认为，世界上少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如此依赖于煤炭。世界银行1995年统计指出，世界上每使用3吨煤，就有1吨是在中国烧掉。目前全国煤矿平均资源综合回收率只有30％左右。沙亦强担忧地表示，根据最新统计，我国可用煤炭总储量接近1900亿吨，如果维持2004年预计的19亿吨，可以开采100年。但是如果再除以目前不到40％的资源回收率，实际上每年将耗用50亿吨煤炭，这样计算，1900亿吨煤炭也只能用40年左右。有专家预测，以现有条件年产20亿吨煤炭已经达到极限，到2020年煤炭将面临巨大缺口。中国电能单从煤炭本身已经无法寻求突破，必须要寻求新的代替能源。发展水电是破解这种困局的重要手段，据统计，我国水电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9亿千瓦左右。但目前仅仅开发了不到1亿千瓦，开发潜力巨大。但根据专家预测，中国要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人均一个千瓦的电力，以2020年15亿人口计，将有15亿千瓦的需求。以这个数据看，水电即使全部开发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结论让人悲观，但实际上中国电力还有其他选择。积极发展核电是必然选择。而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风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据分析，中国有20％的土地上有丰富的风能资源，陆地可开发装机总量月2.5亿千瓦，海上风能则有7.5亿的装机容量，可开发总容量达到10亿千瓦。这样大的储量让国外不少专家也发出艳羡的惊叹。生物质能也受到了专家们关注。作为一个能业大国，中国仅可用做能源的农作物秸杆就有3.5亿吨，而总量相当于5亿吨标准煤。

没有制约，政府不可能自觉地节约

    《经济参考报》日前刊登陈晓彬的文章说，在驱动中国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的三台发动机中，投资和出口这两台发动机的提速潜力已经很有限了，今后要越来越指望消费这台发动机发力了。一些政府机构正身体力行，带头消费。笔者认为，推动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各级政府确实责无旁贷，但是无论从政治上说，还是从经济角度看，政府机构不能自己带头消费。从媒体报道情况看，人们对政府机构的消费活动反应比较强烈的首推公款吃喝。此外，公务用车消费也是近年来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政府带头消费现象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办公用房越来越大，装修越来越高档。政府机构本身不事生产，一切消费都来自国民的税赋。国家再强大，再富庶，老百姓也还是希望轻徭薄赋，没人愿意多纳税供政府机构去消费。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来说，这更是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文章说，土地、淡水、能源、矿产等资源紧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形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中国要建成节约型社会，应该先建立节约型政府。

    【主持者言】“要建成节约型社会，应该先建立节约型政府”——这是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普通常识。世界上未闻有不节约的政府却能建成节约型社会的。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让政府带头节约呢?实践证明，只是下下文件、发发号召是难以奏效的。因为正如百姓和企业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政府机关不会自觉自愿地厉行节约。这种约束，第一来自于政府收入的硬约束，即政府的收入来源应该受到法制的严格限定，不能随心所欲地乱征税、乱收费，政府有权收什么、收多少税费，必须由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说了算；第二，这种约束还来自于对政府开支的审核和批准，政府的钱花在哪里，要花多少，同样也要由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说了算，即使它的开支不超出它的收入，同样也要经过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的审核和批准。除此之外，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还应该受到代表民意的非政府媒体的监督。但现在在这几方面，政府所受到的制约都很软弱。在这种制度缺失的条件下，要想政府成为“节约型政府”，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君不见，这十几年来，我们的税收增长幅度年年超过20％以上，但各级政府的钱却年年总是不够花，非但没有财政盈余，而且还赤字连连。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政府在节约问题上的“不自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