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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 “东风总经理”与“武汉市委书记”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东风汽车公司日前收到了来自中组部的正式文件,文件称,苗圩将从东风公司总经理一职调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至此,前一段时间有关苗圩离职的种种传说和猜测终于尘埃落定。报道说苗圩此时由国企的一把手调任地方的一把手,既显示出中央对苗圩工作业绩的肯定,同时也传达出我国干部任免制度的一种新思路。实际上,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由企业界转入政界 此前不乏先例。比如,2003年10月,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副书记。但是,直接从企业一把手变成地方一把手的却不多见。其实,对苗圩而言,这次职业生涯的“转型”可谓是一个轮回,从企业界重新回到政界,从职业经理人角色重新回到政府官员身份。1997年他走马上任东风公司党委书记之前,曾担任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副司长。这位曾经在8年任期内对东风公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东风成为国内拥有外资合作伙伴最多的汽车集团的掌门人,如今以父母官的身份,将带给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一个怎样的未来? 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其实不然。需知,苗圩先生原来是从“官员”而调任为“企业老总”,现在又从“企业老总”而调任为“官员”。请看,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其人员的调动通道是何其畅通!这样的“调动”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可见,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非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实际上等同于“国家干部”、“公务员”。既如此,又如何让国企人事制度实行市场化呢?所以,国企就是国企,就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是不可能像民营企业那样完全实行市场化的。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国企老总”视同为“国家干部”,而在于一方面这样视同,另一方面却又一定要让国企完全市场化,因而形成一种难以解脱的自相矛盾。仇和:最不在乎法治的市委书记?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日,江苏省宿迁市实施《关于制止大操大办树立文明新风的若干规定》。《规定》施行当日,宿迁金陵大酒店就发生了紧急撤席的一幕。5月1日中午,酒店按预订为一对新人安排了6桌的婚宴酒席。客人还没到齐,突然发现有纪委的人拿着本子来检查,新人当即取消了两桌,还马上打电话给家里,让一些亲戚不要来了。餐饮业的经营者对《规定》强烈敏感。中共宿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尤其康说:“宿迁的人情债就像一张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他指现在宿迁人不仅婚丧嫁娶要宴请宾客,生日、乔迁、升职,乃至升学、入伍都要大摆酒席,过多过滥的人情消费让正常的人际交往变了味,给一些干部借机敛财、钱权交易提供了机会。宿迁市委书记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而远近闻名。在市委书记仇和的三次严词批示下,遂有上述《规定》以市纪委和市监察局名义的出台。这个《规定》除对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宴请的桌数提出限制外,还规定党员、干部设宴请客仅限于婚丧两项事宜,使用车辆不得超过3辆;党员、干部宴请必须提前申报填写表格,内容涉及宴请事由、宴请规模、时间、地点、请客范围、受礼标准等,待批准后方可举办宴会;事后7天内须将操办情况作出书面说明,在本单位公示一周。对于违反《规定》的党员干部,执行“四个一律”,即一律先停职后处理,一律给予党政纪处分,一律公开曝光,一律从重经济处罚,等等。据报,该市接受采访的市民大都表示,减少人情消费,净化社会风气是好事,但“请客须审批”、“超过8桌要罚款”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宿迁,使用强制手段净化社会风气并非首次。1999年,宿迁市下属的沐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曝光,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舆论对此举争议甚大,有人叫好,有人则认为严重侵犯了隐私权。当时在沐阳执政的仇和,后来任宿迁市委书记,因其一系列铁腕作为,被《南方周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宿迁市上述规定的违法性是不言而喻的。宿迁市委也许对党员干部有权作出这样的规定,但它凭什么要普通老百姓也一定要遵守,不遵守还予以重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一项明显违法的规定何以会公然出台,而且出台之后既没有上级部门出面制止,当地的民众也“敢怒而不敢言”。主持者不信,偌大个宿迁,全市的党政干部中,包括市领导班子成员中竟没有一个懂点法治观念。但是“在市委书记仇和的三次严词批示下”,这样的规定还是毫无障碍地悍然出台。可见,“一把手”独断专行的现象至少在宿迁这样的地方还是现实的存在。这是当地法治的悲哀,也是中国法治的悲哀。仇和先生也许在其任内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他力推上述规定的动机也许不坏,但这并不能遮掩他此举的不法性。在他眼里,事物似乎只有对与错之分,而没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对于这样的官员,有正义感的媒体不能仅仅给他一个“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称号以求得所谓的“新闻效应”就算完事,应该旗帜鲜明地对他的言行予以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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